半岛综合体育英语词汇中的Shoot，既是摄影的“拍摄”，也有枪弹“射击”的含义。也许，这不是巧合。很难想象，如果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中没有摄影快门的“shoot”，再多的“枪林弹雨”，也会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中国抗战的“传奇”，也将黯然失色。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硝烟中，一些著名的军事将帅都和摄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叶挺将军用他的徕卡相机，留下许多具有文献价值的照片。人说叶挺手中有两样武器，一样是手中的枪，另一样就是随身携带的相机。在叶挺看来，摄影不是一项单纯的爱好，而是一种武器，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他将拍摄的战地照片寄往国内外，以此筹集了不少经费和收集了不少医药物资。他还通过发表一些表现新四军英勇战斗的照片，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也粉碎了顽固派对新四军所谓“游而不击”的造谣污蔑。

　　新四军领导人张爱萍将缴获的蔡司相机和手枪随身携带，成为小有名气的战争摄影家。摄于1940年的《八路军南下部队挺进苏北平原》，是张爱萍刚得到相机后的摄影处女作之一。照片是在八路军东渡运河后的行军道上拍的，整个画面层次清晰，气势宏伟，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率先登场的“专业”战争摄影家，非浙江桐乡人徐肖冰莫属。人称 “红色摄影师”的徐肖冰，是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摄影工作的开创者之一，也是中国革命摄影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战争的烽火中投身革命，穿梭于枪林弹雨间，用镜头定格下一幕幕经典瞬间，留存下大量珍贵的战地图片与影视资料。尤其是在百团大战期间，徐肖冰与战士们吃住、行军、战斗在一起，多次深入火线，记录下许多重要的战斗画面。战斗激烈时，他跟随战士冲锋，忍不住跳出战壕去拍摄，战士一个手榴弹甩过去，他就想冲到前面去拍下敌人被炸的真实场景。用他的话来说：“有的照片是用生命换来的。”

　　出生于江苏省沭阳县的吴印咸，作为中国摄影史和电影史上的重要人物，70余年职业生涯中，用镜头记录了中国和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艰苦斗争半岛综合体育。1938年，已是上海知名摄影师的吴印咸，接过荷兰导演伊文思的摄影机奔赴延安。在延安，他拍摄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并加入了中国。吴印咸广为流传的经典作品《白求恩大夫》摄于晋察冀反“扫荡”战斗——白求恩在枪炮声中专注为伤员手术，吴印咸举起相机，将白求恩救治伤员、忘我工作的形象永远定格在中国人民心中。

　　广东番禺人石少华在1938年春赴延安，先后进入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9月随抗大总校迁往华北敌后，成为带着照相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摄影家。石少华奔赴延安时本来是想当兵扛枪救国的，却因擅长摄影而成为“摄影战士”。他相机下的《毛主席与杨家岭农民谈话》《毛主席和小八路》，生动传神，令人叹服，使其迅速在延安早期摄影记者中脱颖而出。石少华的经典之作，莫过于《地道战》和《埋地雷》等系列作品，生动记录了抗日根据地军民与日本侵略者殊死搏斗的瞬间，成为抗战摄影史上的经典。

　　出生于浙江金华孝顺镇的雷烨，更是为中国的抗战影像留下了悲壮的篇章。1938年他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被派往晋察冀边区任前线日，雷烨在平山县曹家庄撰写照片说明时，遭遇日寇包围，在紧急情况下，他掩护警卫员突围，终因寡不敌众，在南段峪村身负重伤。他从容地砸碎了照相机和自来水笔，用最后一颗子弹自尽，壮烈殉国。

　　出生于北京的王小亭原名王海升，进入清华大学新闻系学习时结识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摄影记者范济并学摄影，随后在英美公司电影部做了两年摄影师，是中国人投身于新闻电影之鼻祖。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枪杀中国军民，制造“五三惨案”，王小亭冒着生命危险，到日军严禁拍摄的受害者尸体，成为日寇暴行铁证。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日寇狂轰滥炸，奸淫烧杀，申城断垣残壁，百姓流离失所半岛综合体育，王小亭都留下了珍贵的影像。

　　出生于北平外交官家庭的方大曾，则成为中国战争摄影未解之谜。他从小热爱摄影，几乎是无师自通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摄影师。进入20世纪30年代，面对风起云涌的战争形势，热血青年方大曾拿起相机，饱含激情地记录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准备，同时揭露日军的丑恶行径。1936年年底，方大曾只身北上，深入绥远抗战前线多天的战斗中，他凭借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与毅力，孤身一人在茫茫荒原上追逐战火的脚步，真实地记录了绥远抗战的过程。然而，方大曾的生命却定格在25岁的战火硝烟之中，至今不知所终——“寻找方大曾”成为早些年许多史学家的遗憾。

　　也许，中国战争摄影的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战争之神”桂冠，应该戴在广东开平人沙飞身上——足以媲美被誉为“战神”的西方摄影家罗伯特·卡帕半岛综合体育。作为中国人民革命摄影事业的开创者，他15岁参加北伐战争，1935年用司徒怀的名字，在上海参加全国最大的摄影艺术团体黑白影社。“七七”事变爆发后，沙飞是第一个参加八路军的摄影家。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沙飞任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第一任编辑科科长兼《抗敌报》副主任。1939年2月，沙飞任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这是中国人民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1942年《晋察冀画报》社成立，沙飞任画报社主任。1950年3月因精神疾病，在石家庄和平医院枪杀为其治病的日本医生，被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处死刑，终年38岁。1986年5月19日原军事法院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恢复沙飞军籍和党籍。

　　1937年1月18日，《桂林日报》发表沙飞的诗《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

　　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不怕你有锋利的武器、凶狠与猖狂，我决不再忍辱、退让，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

　　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但我决不像那的、在屠刀下的牛羊，我要为争取生存而流出最后的一滴热血，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

　　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我没有刀枪，只有二只拳头和一颗自信的心，但是自信心就可以粉碎你所有的力量，我未必会死在沙场的，虽然我愿战死沙场。

　　当年，沙飞在桂林举办摄影展览闭幕后第10天，卢沟桥的枪声响了。他知道，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用照相机记录历史，是摄影记者的使命。随即，沙飞带着鲁迅的照片底片半岛综合体育、朋友们捐助的摄影器材，奔赴华北抗日前线月底到达山西省省会太原，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

　　1937年底，沙飞在河北正式参加八路军。他用照相机拍摄了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打击侵略者的照片；他拍摄了日寇暴行的照片；他拍摄了百团大战、与日本小姑娘的照片；他拍摄了国际反法西斯战士白求恩的照片；他拍摄了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将士、人民生产生活、青年踊跃参军的照片；他拍摄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活动、国际友人参观与工作的照片；他拍摄了抗战胜利后张家口工厂恢复生产的照片……沙飞用照相机记录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壮丽画卷，珍藏了中华民族的一段历史。

　　更有历史价值的是，在的关怀下，沙飞创办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发行的第一本画报：《晋察冀画报》。在碾盘沟村民的支持掩护下，1942年7月7日，以沙飞为主任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在平山县的一个小山村——碾盘沟诞生。除编辑出版画报外，晋察冀画报社还组织领导整个军区的新闻摄影工作，实际上形成了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以《晋察冀画报》为平台，晋察冀的摄影活动蓬勃发展，摄影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从1937年晋察冀军区成立至1945年抗战胜利，骨干摄影人员有40余人，记录在册的摄影师有160多名。晋察冀的摄影事业，战斗里诞生，战斗里成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仅有一个从岭南投奔太行山的热血青年，发展成为一支钢铁般的专业摄影队伍。

　　Shoot，不管是拍摄还是射击，都是一瞬间，却在中国抗战影像的历史上，融合成值得纪念的华章，也为中国历史的进程半岛综合体育，留下了不可或缺的视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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